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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后来的情况发展看,这位被解雇的财务官觉得委屈,跑到《华尔街日报》去鸣冤。乔布斯一手对付证监会的调查,一手开发新品。2006年底,苹果公司推出了AppleTV。AppleTV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电视机,而是一个豆腐块大小的计算机,这个盒子可以存储几千小时的音乐或者几十小时的电影。它一头可以和互联网连接,下载音乐和电影,另一头,和家里的电视机和音响连接,播放出环绕立体声、高清晰度的音像。别小看了这个价格和iPod差不多的豆腐块,它很有可能成为未来每一个家庭客厅的娱乐中心。很多人认为,在个人电脑之后,家庭的娱乐中心将成为一个新的产业。事实上,十年前,盖茨在他的"未来之路"中预言音像制品将数字化,可以根据用户特殊需求下载并存在一个服务器中,这个服务器可以管理和控制所有的家电。现在盖茨的这个梦想快实现了,但是却让苹果抢先了一步。现在,在这个领域有三个候选者,苹果、微软和Sony,后两者靠各自的游戏机作为家庭娱乐中心。苹果拥有最大的iPod用户群,微软有很强的技术储备,Sony有领先的蓝光(Blu-Ray)DVD技术,谁能笑到最后还不知道。风险投资则相反,他们是和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打交道,同时他们又是更聪明的人。风险投资的关键是能够准确评估一项技术,并预见未来科技的发展趋势。所以有人讲,风险投资是世界上最好的行业。强尼找到做市场和销售的朋友迪克,并向迪克大致介绍了自己的发明,希望迪克加盟共同开发市场。迪克觉得和这两个人谈得来,愿意共同创业。这时出现了第一次股权分配问题。mg4355电子娱乐如果说微软是善于便市场优势为技术优势,思科则是反过来,它通过自己的研发和收购,变技术优势为市场优势。虽然华尔街把阿尔卡特-朗讯和加拿大的北电也算做了思科的竞争者,其实这两个以程控交换机见长的公司和思科不完全处在同一个领域,基本上威胁不到思科。而且思科一家的市值超过其它传统通信设备公司的总和。

mg4355电子娱乐作为移动通信的领导者,摩托罗拉自然地垄断了第一代移动通信市场。第一代移动通信是基于模拟信号的,天线技术和模拟信号处理技术的水平决定了产品的好坏。而产品的外观式样根本不用考虑。在技术方面,没有公司能挑战摩托罗拉。因此,摩托罗拉的手机虽然卖的贵(那时在中国一个好的手机要两万元),仍然占领了世界百分之七十的市场。其它公司要想和摩托罗拉竞争,只能寄希望于下一代了。我们在“蓝色巨人IBM”一章中提出,以大型机、系统和服务为核心的IBM公司很难在PC机市场成功。当IBM继苹果之后推出PC,当年就卖出十万台,实现销售额一亿多美元左右,并实现盈利,这在商业史上是空前的成功。但是,这一亿多美元还抵不上IBM接几个花旗银行计算机系统的合同。IBM的商业模式是将长期的服务捆绑到系统销售中,至今依然如此。应该讲,IBM的商业模式是一个很好的模式。但是,习惯于这种一劳永逸商业模式和市场的IBM,很难像推销家电那样辛辛苦苦地推销个人计算机。在IBM公司内部,负责大型计算机业务和银行软件业务的部门的销售额和盈利几乎在所有年头都占IBM的主要部分,这些部门在公司内部的发言权要比PC部门高得多。不要以为成功的跨国公司内部是铁板一块,大家都是为了公司的利益,实际上大公司内部为了部门的利益也时常争得你死我活。如果IBM公司将重点转移到PC上,首先在公司内部就通不过。在对外竞争上,IBM早期主要的竞争对手康柏无退路可言,只好全力以赴去拼搏。而IBM在PC机市场上每遇到一点挫折就退回来一点,发展顺利时就往前多前进一点,如此反反复复。好在IBM的PC业务和它的核心业务并不冲突,因此,它的PC部门才得以一直存在了二十多年,直到前几年卖给联想。当一个小公司成功上市后,股票能涨上去的又只有百分之二到三。大部分公司上市后股价平平,甚至不如上市价(即在中国常说的原始股价)。远的不说,就说最近两年中国在美国上市的两家很不错的半导体公司,中星微电子和展讯现在的价钱都不到上市时的一半。就连世界上最大的私募基金(PrivateEquity)公司黑石(BlackStone),上市半年后的股价也只有上市时的一半(用中国股民的话讲叫跌穿发行价)。更糟糕的情况是上市不久因无法持续盈利或者达不到预期盈利,就不得不再下市,或者被私募基金买掉。比如著名的硬盘制造商Seagate和美国最大的网上旅行社Om。其实,中国现在如日中天的网易公司,也曾经被Nasdaq勒令下市。根据美国证监会的规定,一个公司上市后员工(包括创始人自己)的股票在180天以后才能卖。因此,一个公司上市180天后,股价会大跌,因为员工能卖股票使得该公司股票可能供大于求。因此,通过创业成功能发大财的人终究是极少数。

第三,和微软这样实力雄厚、雄心勃勃而执行力奇高的公司竞争,必须有办法顶得住微软的轮番进攻,并且有二次、三次的反击能力。除了上面提到的抢先控制互联网的内容外,另一个主要的方法就是联合PC制造厂商预装Netscape。这一商业手段的可行性后来已经被Google和雅虎证明了。一年前,微软在新的IE中将MSN的搜索设定为缺省搜索引擎,试图在再次利用捆绑的优势挤垮雅虎和Google。但是,雅虎和Google防到了微软这招,分别在世界前两大微机厂商惠普和戴尔的电脑出厂前预装了自己的搜索工具条,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微软捆绑搜索的影响。十几年前,在微机中预装软件的成本比现在还低很多,而网景的浏览器当年是最受欢迎的PC软件之一,因此网景公司是不难说服微机厂商付费预装它的浏览器的。网景公司和微软网络浏览器(WebBrowser)之争已经成为IT史上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话题,我们只在这里简要地提一两句,就不再详述了。我很喜欢德国一位诗人讲过的一句话:亘古而常青的昨天永远是过去,也永远会再来。这句话描述硅谷再合适不过了。当仙童和英特尔的神话已经成为过眼云烟时,在硅谷开创半导体公司的热浪仍然随着惯性持续了一段时间,但是英特尔那样的神话并没有重现,以后也很难有新的半导体公司能做到英特尔的规模。虽然有些投资者为自己错过英特尔的机会而惋惜,但是,人们很快在硅谷找到了新的金矿——软件业。mg4355电子娱乐1983年,乔布斯说服了百事可乐公司的总裁斯库利(JohnSculley)到苹果出任CEO。斯库利以前在百事可乐工作了十几年,并成功地推广了百事可乐的品牌。以前,人们普遍认为可口可乐就是比其它的可乐好喝。斯库利发现大家有先入之见,他采用了双盲对比评测—发给大量测试者两瓶没有标签的可乐。结果更多的人认为百事好喝,斯库利打赢了市场之战。乔布斯请他来为苹果开拓市场,并负责苹果日常工作,自己则退出第一线专注于麦金托什的技术。如果说斯库利是统筹全局的宰相,乔布斯则是运筹帷幄的元帅。

大家也许会问,既然思科这种办法证明有效,为什么别的公司学不来。当然这一方面因为并非所有公司的领袖都有思科CEO钱伯斯(JohnChambers)的胸怀和远见卓识,更重要的是思科的基因使然。思科自己的创建就是用到了两个创始人的职务发明。斯坦福大学当时虽然很想独占“多协议路由器”的发明,但是最终很开明地和两个发明人共享了这项技术。当然思科上市后,波萨克和勒纳为斯坦福捐了很多钱,除此以外斯坦福还拥有很多思科的股票,因此斯坦福和波萨克和勒纳通过思科的到了双赢。正是如此,思科能做到宽容员工用自己职务发明开办公司。另外,思科员工的发明,一般很难单独成为一种产品,而必须应用到现有网络通信系统或设备中,因此它们最好的出路就是卖给思科。所以,思科倒是不怕这些小公司将来反了天。思科幸运地站到了互联网革命的浪潮之巅,在互联网革命大潮的推动下,思科上市后仍然能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当然,思科能坐稳网络设备供应商的头把交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非常特殊的文化。几年前,我在硅谷的库帕蒂诺市(Cupertino)找房子,有一次来到了一个办公楼和公寓混杂的社区,那里到处是各种颜色的、被咬了一口的苹果标志。那里就是今天大名鼎鼎的iPod和iPhone的制造者苹果公司的总部了。那时苹果公司还不太景气,想把办公楼租给刚刚开始腾飞的Google(谷歌)。幸好这笔生意没有谈成,否则,那片狭小的社区无论如何是容不下当今两个发展最快的公司。这时,AT&T设备制造部门的执行官们短视地提出分家的建议。他们的理由似乎有道理,因为AT&T和另外两家长途电话公司MCI和Sprint是竞争关系,后者拒绝购买AT&T的电话设备,如果成立一家独立的设备公司,就可以做MCI和Sprint的生意了。但是这种一次性的销售增长显然对一个公司长期增长意思不大。这一点AT&T无数的管理者和员工都看到了。我亲身经历了AT&T的那次分家。1996年夏天,贝尔实验室一分为二,大家从茉莉山的大楼里搬到弗伦翰工业园,天天谈的就是分家的事。很多人觉得,设备部门为了MCI和Sprint的市场,离开收入和利润都很稳定的AT&T可能得不偿失。几年后他们的预言不幸言中。但是在当时,即使AT&T的高管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对公司也没有绝对的控制。AT&T几个执行官们手上的股票远不如华尔街投资银行控制的多。说句不好听的,AT&T的总裁们并不真正拥有公司。他们之中不乏有远见者,但是根本左右不了董事会。更何况公司的长期利益和他们没有太大关系。如果能在任期内狠狠捞一把,何乐而不为呢?作为华尔街的投资公司,他们关心的是手中的股票何时能翻番。一九九五年正是一个机会,整个股市长势很好,在这时将设备制造部门和电信服务部门分开,那么前者的股票一定会飞涨。华尔街看到了这一点,公司的老总们懂得这一点,公司大量拥有股权的员工们也明白这一点。本来大家都是明白人,但是利令智昏。一场杀鸡取卵的分家就开始了。

和任何其它商品相比,IT产品的制造所需的原材料非常少,成本几乎是零。以半导体行业为例,一个英特尔的酷睿双核处理器集成了二点九亿个晶体管,三十年前的英特尔8086处理器仅有三万个晶体管。虽然二者的集成度相差近一万倍,但是所消耗的原材料差不太多。IT行业硬件的制造成本主要是制造设备的成本。据半导体设备制造商AppliedMaterials公司介绍,建一条能生产65纳米工艺酷睿双核芯片的生产线,总投资在20到40亿美元。去年,英特尔公司的研发费用为六十亿美元。当然,我们不能将它全部算到酷睿的头上,但是英特尔平均一年也未必能研制出一个酷睿这样的产品,所以它的研发费用应当和英特尔一年的预算相当。假如我们将这两项成本平摊到前一亿片酷睿处理器中,平均每片要摊上近一百美元。这样,当英特尔公司收回生产线和研发两项主要成本后,酷睿处理器就可以大幅度降价。去年英特尔处理器销量在两亿片左右,因此,一种新的处理器收回成本的时间不会超过一年半。通常,用户可以看到,一般新的处理器发布一年半以后,价格会开始大幅下调。当然,英特尔的新品此时也已经在研发中。风投公司介入一个新兴公司后的第一个角色就是做顾问。这个顾问不仅需要在大方向比如商业上给予建议,而且还要在很多小的方面帮助创始人少走弯路。我在前一章“硅谷的另一面”中提到,创办一个小公司会遇到形形色色的问题,而创始人常常缺乏处理这些问题的经验,这时风投公司(坐在被投公司董事会席上的那个人)就必须帮忙了。我的一位朋友原来是苹果公司副总裁、乔布斯的朋友,现在是活跃的投资人,他给我讲了下面一个例子。令思科烦恼的是,华为这个“小公司”追赶自己的速度快的惊人,这主要是因为华为比思科灵活得多。在思科,一个产品从立项、设计、开发到测试然后上市,每一个过程都严格而复杂,而华为相对简单得多。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思科和华为的竞争中,反映在很多跨国公司和中国本土公司的竞争中,包括在互联网行业。跨国公司采用相对保守的策略是合理的,它们只要做到比其它跨国公司发展得更快就可以了,但是千万不能出错,这样,华尔街最满意。但是,当它们遇到不按常规出牌的公司,以前是日本的,现在是中国的公司时,就显得节奏跟不上了。但是,从工业界拿钱的好处也是很多的。最显而易见的好处在于无论是教授还是他们的学生都可以通过接工业界的项目锻炼解决实际问题的本领。凡是和导师接过公司项目的读者对这点都会有所体会。这样用工业界的钱,斯坦福就培养和锻炼了很多技术上的全才,他们从设计并实现一种产品到项目管理都得到了锻炼。但是如果仅仅是这一点好处,不过是把原来可能当教授的年轻人培养成了高级工程师和技术主管,而不是工业界领袖和创业者。其实和工业界保持联系并且为工业界做研究对于创业来讲,最大的好处在于能够看清产业发展的方向并且找到新的机会。这个潜在的好处对于年轻的学生甚至比资深的教授们更明显,因为年轻人更愿意尝试。美国虽然在从科学技术向产品转化方面做得比其它国家好一点,但是仍然明显存在着工业界和学术界相脱节的现象,这不仅表现在大学研究的课题脱离实际,也表现在工业界在遇到问题时找不到答案,而能够紧密联系这两头的斯坦福大学的师生常常就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在斯坦福这种例子很多,比如像思科早期路由器的开发,它本身是一个工程性强但学术性弱的题目,MIT一般是不会碰这个题目的。但是,一般的网络设备制造公司因为局限于现有产品也不会动脑筋去发明一个通用的路由器,这样波萨克和勒纳的机会就来了,他们发明了一种通用的路由器,并且因此而创办了思科公司。再比如DSL的发明和应用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用于DSL的编码方法早被贝尔实验室发明了,大家不过是发表几篇论文制定一些标准而已。而同时工业界生产调制解调器的厂家还在为将传输率从14.4K提高到28.8K费脑筋,它们本身没有可能做到质的提高。在贝尔实验室工作过的约翰.查菲,当时还是斯坦福年轻的助理教授,他看到并抓住了这个机会。后来成为美国最年轻的工程院院士的查菲,当时已经是信道编码的世界级专家,他比工业界的任何研究员都有更高的理论水平,同时他一直接受工业界研究经费,比绝大多数教授更会做实际的东西。在理论上查菲完善了DSL的编码方法并且把它变成了一种国际标准,同时,查菲教授带着他的学生办起了Avanta公司,真正实现了DSL取代拨号上网这一跨时代的变革。

在众多差异中,最重要的是开放性。我这里讲的开放性不是指校门二十四小时打开任人进出,这个要求太低了。所有美国的大学,包括西点陆军学院和安纳波利斯(Annapolis)海军学院都是没有围墙任所有的参观者开车自由进出。我这里讲的开放性是指一个大学在各方面,从教学到科研到生活融入了当地的社区。不论是生活在田园般的普林斯顿和康奈尔,还是大都市里的哈佛和哥伦比亚,你能明显感觉你置身于象牙塔中。一个学生不需要任何交通工具,因为他们大部分时间和中国大学围墙里的学生一样,过着三点一线的生活。而教授,则是传道、授业、解惑加上做自己的研究。而生活在斯坦福,从教授到学生都很难有置身于象牙塔的感觉。但是,从工业界拿钱的好处也是很多的。最显而易见的好处在于无论是教授还是他们的学生都可以通过接工业界的项目锻炼解决实际问题的本领。凡是和导师接过公司项目的读者对这点都会有所体会。这样用工业界的钱,斯坦福就培养和锻炼了很多技术上的全才,他们从设计并实现一种产品到项目管理都得到了锻炼。但是如果仅仅是这一点好处,不过是把原来可能当教授的年轻人培养成了高级工程师和技术主管,而不是工业界领袖和创业者。其实和工业界保持联系并且为工业界做研究对于创业来讲,最大的好处在于能够看清产业发展的方向并且找到新的机会。这个潜在的好处对于年轻的学生甚至比资深的教授们更明显,因为年轻人更愿意尝试。美国虽然在从科学技术向产品转化方面做得比其它国家好一点,但是仍然明显存在着工业界和学术界相脱节的现象,这不仅表现在大学研究的课题脱离实际,也表现在工业界在遇到问题时找不到答案,而能够紧密联系这两头的斯坦福大学的师生常常就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在斯坦福这种例子很多,比如像思科早期路由器的开发,它本身是一个工程性强但学术性弱的题目,MIT一般是不会碰这个题目的。但是,一般的网络设备制造公司因为局限于现有产品也不会动脑筋去发明一个通用的路由器,这样波萨克和勒纳的机会就来了,他们发明了一种通用的路由器,并且因此而创办了思科公司。再比如DSL的发明和应用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用于DSL的编码方法早被贝尔实验室发明了,大家不过是发表几篇论文制定一些标准而已。而同时工业界生产调制解调器的厂家还在为将传输率从14.4K提高到28.8K费脑筋,它们本身没有可能做到质的提高。在贝尔实验室工作过的约翰.查菲,当时还是斯坦福年轻的助理教授,他看到并抓住了这个机会。后来成为美国最年轻的工程院院士的查菲,当时已经是信道编码的世界级专家,他比工业界的任何研究员都有更高的理论水平,同时他一直接受工业界研究经费,比绝大多数教授更会做实际的东西。在理论上查菲完善了DSL的编码方法并且把它变成了一种国际标准,同时,查菲教授带着他的学生办起了Avanta公司,真正实现了DSL取代拨号上网这一跨时代的变革。mg4355电子娱乐创新必须依靠技术实力。和Google一样,基因科技也是世界上单位办公面积博士密度最高的公司。就连它的七名董事中都有五名博士,九名执行官中也有六名博士。基因科技里的科学家在同行中是佼佼者,在公司内部地位也很高。基因科技是我读过的上百个大公司年度报告中唯一介绍其所有资深科学家(StaffScientists)的公司。当然,技术只是保证公司成功的诸多必要条件之一,但远不充分。要保证创新,公司的体制非常重要。这就如同一个国家,它的体制决定了它的发展。在传统的制药公司辉瑞制药,它是一个从日用品(这个部门最近卖给了强生公司)到最赚钱的药什么都做得巨无霸医药公司,它在全美国最赚钱的十个药中占有四席,它每年用于新药的研发经费也高达八十亿美元,足足是基因科技的四倍,但是它的研发效率却是主要医药公司中最低的,它那些挣钱的药主要是靠购买专利获得的,而不是自己开发的。(因为FDA设置的门槛,一个大学的研究室和小公司很难拿到FDA的许可证,所以采用将专利卖给大制药公司的做法。)这倒不是辉瑞科学家的水平不如基因科技,也不是他们不够努力。只有公司体制好,像辉瑞这么有钱的公司不愁找不到最好的科学家,只有有一个良好的知识转化成技术再成产品的有效途径以及公平的分配制度,不愁这些科学家开发不出好药。遗憾的是辉瑞旧式的体制恰恰做不到这一点,而基因科技完全按照IT公司的模式经营,却做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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